我与天安门母亲一起抗争和磨练

张先玲

一，四·二六社论

我经历过1949年以后的每一次运动，只是运动的内容离我近一些或者远一些而已。从最早的土改到最近的“文革”以及邓小平上台后的镇压“西单民主墙”、反对“资产阶级自由化”等等。

由于我出身“不好”，从十几岁开始，心中就有了“阶级原罪”感的烙印；加上我天性自由、恬淡，不喜欢政治、党派这一类的事情，所以在一切运动中都是被动的、逍遥的，从不积极参与。在全国沸腾的“文革”中，我依然逍遥，但心里对当时过度的个人崇拜，和四人帮的一些做法、观点有不同的看法。于是自己认为：大概是我出身的缘故，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事，我却看不惯呢？真的是“阶级烙印”需要改造啊！由此可见我当时思想的幼稚，这也说明“狼奶”喂养的成功。

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卸去了“成份论”的包袱，改正了一些冤假错案，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，觉得中国有了希望。对于邓小平、胡耀邦、万里和一些改革派的领导人，敬佩有加。现在想起来，这倒是和我的出身有关。我在封建大家庭中长到十几岁，1949年以后又接着喝“狼奶”成长，潜意识里有很多的封建观念，基本上是“圣君贤臣”的模式，所以把国家进步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的身上。所幸我的父母很有文化底蕴，生性善良耿直，因此在我的性格中播下了正义、平等、博爱的种子，使我终于在经历了六四丧子之痛后，能够站立起来进行抗争。

对于1989年轰轰烈烈的天安门民主运动，我开始是持旁观的态度。我曾告诫正在高中读书的孩子王楠不要去天安门，要专心读书。因为根据我的经验，运动最后都是一部分人被整肃，倒霉的肯定还是学生。我和王楠平时很融洽，几乎没有代沟，为此他还在当时的“午间半小时”节目中投稿表扬过我。但在那次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上，我们却常常发生辩论。他在学校午休时常去天安门照相和听人们演讲，回家来就把他的收获讲给我听，慢慢地我对学运的情况也关心起来。

最终让我的态度发生根本改变的，是那篇臭名昭著的“四、二六”社论，那篇社论引起我极大的反感。我认为学生们的行为、出发点是好的，是为了反贪污、反官倒。当时的示威游行，都是有秩序的，和平的，无任何暴力行为，绝大多数的群众都支持学生。政府对学生及群众的要求（上百万人的要求呀！）竟然采取不闻不问不理睬的做法，完全是对人民的不尊重，还不如封建社会的皇帝。现在又倒打一耙将学运定为动乱，将学生们打到对立面，不仅不公平，也会使事态恶化。“四、二六”之后，我和王楠有了共同语言，我们一致认为政府的做法是无能的表现，是对群众的蔑视，也暴露了专制的面目。不过那时我以为是领导层的问题，并没有认识到是共产党的本质决定的。我开始站在学生一边，当我知道王楠参加并组织了学校的“五、一七”大游行时也没有责怪他。

这时，我开始对“清官”政治产生了怀疑。

二、血的代价，擦亮了我的眼睛

提起二十年前那个恐怖的屠杀之夜，我心中仍止不住的振颤，那锥心裂骨的丧子之痛，将伴随我一生。

1989年6月3日晚上十一点多钟，王楠已经回到他住的另外一座楼上，我们正准备躺下休息；突然一阵清脆的类似鞭炮的响声划破夜空，“开枪了！”我的丈夫惊呼。我马上的反应是：“不可能！”，我想四人帮的时候都没有开枪，现在怎么会开枪哪？即使开枪也是橡皮子弹。紧接着一串串的枪声、救护车的笛声、人群的口号声交织成一片。我绝对不相信，经过“文革”刚刚“拨乱返正”的共产党，会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！我不相信是真的子弹。直到有朋友来电话，叙述了她目睹的木樨地屠杀现场，我才突然想起王楠！赶紧跑到窗户边向对面的11层望去，看到他房间亮着灯，“他没出去！”我的心放下了。但听到这持续不断的枪声、笛声、人声，我还是感到惶惶然不知所措，脑海里一片混乱，怎么真开枪！学生怎么办？街上的群众怎么样了？事情怎么结局呀！……

6月4日凌晨，我推开王楠的房门，看见床铺没有睡过的痕迹，桌上留了一张字条：“我去找同学了。6、3”。直到下午他都没回来，也没有电话。一向镇静的我此时心乱如麻，失声痛哭。来我家看望的人都安慰我说：“有不少人被抓了，问清楚后会放出来的。”亲友们分头找了两天，去了24家医院没有找到王楠的遗体。但看到那种凄惨的情景，有人进门就放声大哭，有人切齿怒骂。我则抱着一丝侥幸的心情，在煎熬中等待王楠的归来。

直到6月14日，接到月坛中学的电话，让我去护国寺中医医院辨认一具无名尸。到医院后医生说，这是从天安门西侧28中学门前挖出来的，一共有三具无名尸，因为他年纪小又穿着军服，以为是戒严部队的战士，所以拉到医院了，经戒严部队辨认不是战士，才通知了学校。从服装和体貌特征辨认，肯定是王楠无疑。几天后他的同学来看我，说王楠在离家前给同学打过电话，说他要去拍摄历史的真实镜头，想不到他最终用年轻的生命见证了真实的历史。

一周之内我满头黑发中长出了一丛丛的白色，失去孩子的母亲，心中的悲愤无法形容。当巨大的悲痛稍稍平息之后，我内心理性地告诫自己：不能疯了也不能哭瞎了眼，还有些事没搞清楚：他是怎么中弹的？孩子头上有绷带，谁给他包扎的？为什么没送医院？又是谁给埋的？为什么要埋？就在这时有同事告诉我，在王楠曾经就读过的中学，6月4日早上6点钟值班人接过一个电话，自称是北大、协和，联合救护队的吴姓男士说：你们的学生王楠一点半钟在南长街南口中弹，三点多钟死亡，学生证号是：*****……。我想他能报出这么长的学生证号，证件可能在他手里，至少他是个知情人。于是我开始了查清儿子死亡真相的征程。用了几个月的时间，终于基本查清他的遇难过程，找到了给他包扎的医生和一些目击者。我曾写过一篇《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》，将他的遇难情况公布于众。从中可以看出六四屠杀的残忍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了解到很多人被打死打伤，我感悟到这不是我个人的杀子之仇，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剧，国家的耻辱。也不仅是某一个人的决策问题，而是这个制度的问题。我开始对共产党产生怀疑，对几十年灌入我脑子里的道理产生了很多问号，促使我去学习、思考。由一个不关心政治懵懵懂懂的愚民慢慢地向公民转化，我从一个悲痛的母亲走向寻求正义、讨还公道的公民。

三，坎坷寻访路，化解了我的痛苦

大概是1990年，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，在一次电视直播的记者招待会上，回答记者问题时说：不是我们不公布六四死者名单，而是家属不愿意公布，因为他们认为那会有辱他们的形象（大意）。我听了之后非常气愤，当即打电话到电视台总值班室，我说：“我听了李鹏的回答，那纯粹是说谎。我的孩子在六四遇难，我不认为有损形象，我要求公布名单。李鹏说家属不同意，从来没有任何人找我征求过意见，他都问过谁了？有证据吗？”我还说了自己的住址、单位、电话以及身份证号，我要求接电话的人向李鹏或有关部门转达。他答应了，可一直没有下文。

那时我已和丁子霖女士相识，经常在一起谈论六四发生的问题。他们夫妇在民主法制方面对我有很大的启发。我们谈到李鹏电视答记者问的谎言，都十分气愤，慢慢地萌发了要寻找遇难者的念头，一则有了证据可以揭穿政府的谎言，二则大家同病相怜，可以互诉衷肠，得到精神上的安慰。正在这时尤维洁女士在王楠的骨灰盒上放了一张字条，希望能和我们见面；1991年的春节，我和丁子霖、尤维洁三位难属第一次聚在一起。通过交谈我们感到有的遇难者家庭，不仅精神受到打击，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困难，更加坚定了我们寻访的决心。

我曾在《参考消息》上看到一篇报道：美国一位黑人母亲玛丽为了收集杀害女儿凶手的证据，在记者的帮助下追寻五年，终于将凶手告上法庭。还有一位台湾的柯妈妈，为了儿子的死，在台北立法院门前站立示威了八年，争取到立法保护交通事故的受害者，为以后的人们讨还了公道。这些母亲的事迹激励了我，使我增强了寻访的信心。由此我们想到必须掌握确凿的证据，才能和政府讲理，既然尤维洁有找到同命运人的想法，肯定也还有别的难属这样想。于是，丁子霖夫妇和我在多次谈论之后，决定走上这条坎坷的寻访之路。

我们虽然知道一些线索但不详细，那时的形势还很严峻，我们只能迂回曲折、想方设法、小心翼翼，才能找到遇难者的亲人。在那种高压的恐怖气氛中，寻访的艰辛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。寻访中有的家庭确实有经济困难，可我们也是工薪阶层，能提供的帮助极为有限，虽然想了一些办法但都没成功。后来丁子霖女士从她的学生那里募集到第一笔捐款，分送给两个丈夫遇难的单亲家庭。1992年有一批留美学生回国，他们在美国电视上看到对丁子霖的采访，于是去人大找到了她，并带来了全美学自联募集的捐款和一些遇难者的家庭地址，使我们的寻访活动有了新的进展。以后，丁子霖不顾个人安危，在国外媒体上多次呼吁，得到了世界上善良人们的支持，使得人道救助活动得以坚持至今。

在寻访过程中，我们顶风冒雨走过多少大街小巷！酷暑严寒不曾挡住我们寻访的脚步，而有一次甚至被人推出门外。但我不觉得屈辱也不气馁，我心中有着母爱和良知的支持，这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和公民的责任。有人不明真相或者出于害怕，阻挠寻访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只能更说明政权的黑暗。

在寻访中我也曾多少次地被感动：有的年轻人既不是受伤者也没有亲人遇难，他们只是凭着良知和胸中的正义，为我们提供线索，帮我们寻访，影响了自己的工作、生活，以致受到传唤、监禁，他们的行为激励我前行。有一次我找到一位难属，她听我说明来意后放声痛哭，她说：“六年了！我想总会有人在管这件事！”她倒出了心中的苦水，擦干眼泪加入了寻求正义的行列。还有一次尹敏和我去寻访她得到的线索，当走进袁长禄的家时我们惊呆了！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，和一个同样躺在床上，生活不能自理的少女！由袁老的大女儿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他们，女儿也还有自己的家啊！老人告诉我们，他是1947年参加军队的老战士，身上还有那时留下的子弹，没想到他们的大儿子袁敏玉，竟被部队的子弹杀害了。

刚开始寻访的时候，有位年轻的朋友说：“你们两个老太太，能找出什么结果哪！”可是我们不这样看，只要努力就会有结果，在多方的支持下遇难者名单在增加，参加寻访工作的母亲也在增加，1994年由丁子霖夫妇撰写的《丁子霖——“六四”遇难者名册》终于在海外出版，将真相公布于世，我们有了结果！

在寻访中我化解了自己的痛苦，因为有很多人比我艰难得多。分担了他们的痛苦，也就减轻了自己心中的哀伤。

四，我与群体一起经受磨练

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，当我得知丁子霖夫妇被无锡警方拘押的消息，心乱如麻。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不知如何是好，以前有事可以找丁子霖商量，都是她和外界联络。现在他们被扣了，我去找谁哪！正在这时徐珏来找我，她说吴学汉知道丁子霖夫妇被扣，建议我们写一封抗议信公开发表。我认为他们的建议很正确，于是拟好了信稿，讨论的时候为了防止警察抓人，我们约好在紫竹院公园的小山坡上见面，除几位主要难属外还约了江棋生参加，信定稿后又分头征集签名。那时的条件很差，只有尤维洁一人会打字，但又没有打字机，在外面打这样的内容，一般都不敢打也不安全，后来小尤不知从那里借来一部老打字机，打起来嘎拉嘎拉响，而且只能打直行。所以，我们的公开信中只有这封是直行。打完后我又找了一位认识的人复印了几张，给了江棋生一张，请他想办法对外发表；一封由我从邮局寄给当时执政的江泽民；还有一封我想用特快专递寄给美国一位和丁子霖很熟，也一直关心我们寻访的朋友。那时寄特快专递都要检查，为了不被查出，我特意先封好口，找了一位在邮局工作的亲戚，看着她替我发的。

不料第二天，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来了一位副书记和一位保卫干事找我谈话。他们问我是否认识一位姓林的华侨，我马上意识到寄往美国的那封信被扣了。从来没遇过这种事，我也没有心理准备，就毫不客气地问他们：“你们是不是扣了我寄给林先生的信？你们有什么资格扣别人的信？”他们被我说得莫明其妙，回答道：“我们不知道什么信的事，是上级让来调查的。”我说：“这事你们不要管也管不了，谁让你们来调查的，你叫他直接来问我。”我越说心里越生气，不知不觉地高声嚷了起来：“你们先回去把事情搞清楚再来问我，他们把人无理地扣押了还不许人说话吗？”这位书记原来和我比较熟，人也不错 ，她知道我一向温和，见我这样发火她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得转身离去。我在人民大学门口曾和便衣有过一次冲突，这是第二次面对政权的压力。而人只要胸中有正义，做事不违法，就会在压力下成长。

他们第二次来找我，是在1995年第一次六四公开信发表之后。他们说：“有人找部里，部里让我们来找你，你是不是和别人一起给上边写信了？”这次我有了思想准备，我要跟他们好好地讲道理，我说：“是！是有关六四的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他们说：“你有什么想法跟组织反映，不要和他们搅在一起。”我回答：“六四屠杀的事你们管得了吗？我找你们，你们说得清吗？”他们又劝我：“要写信你一个人写，不要找别人一起，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哪？”我说：“人大提案还要十人以上呢，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。再说他们是什么人与我无关，我只知道他们家里都有人被杀害，在这点上我们的要求是一样的，所以就一起签名了，这就够了。至于他们是什么人，做了什么违法的事那他个人负责。”我还说：“你们到都是共产党里的人哪，那王宝森（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）自杀了难道也要你们负责？”他们无言以对。过了一会书记温和地说：“那你以后不要去找人行吗？”“为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找人犯法吗？有哪条法律说不能找“六四”遇难者？你知道这些人心里有多苦吗！你们不要逼人太甚，丁子霖就是被人大逼上梁山的，你们不要把我也逼上梁山。”想了一会她婉转说：“那你自己衡量吧！”从那以后她没有来找过我，改由公安出面监视了。

1998年4月丁子霖从无锡打电话告诉我，德国留学生的人道捐款被北京安全局冻结了，大家听到后非常气愤，共同写了一封给安全部部长的抗议信。为了送这封信，我和李雪文一起（当时她已71岁高龄），从下午找到晚上，才找到安全部的真实所在地。第二天十几名难属前往安全部，几经交涉才有一位姓刘的女处长出来接待，并将信收下。

1999年六四10周年前夕，我们决定正式起诉李鹏，并请一些律师替我们按正规要求写诉状。律师的诉状到5月中旬还没送来，我们有些着急，就由蒋培坤先生起草，大家通过了一份类似诉状的信件，并征集了120多位家属签名。5月17日我和苏冰娴受大家的委托去最高人民检察院递告状信，丁子霖在家中守候，等待我们的消息。

5月17日一早，我和冰娴来到位于北河沿大街高检的门前，那时它的大门离马路尚有十几米的距离，门前形成一个小广场（现在已建得和马路一样齐了）。我们先进入收发室出示身份证明说明来意，值班人员一口拒绝；我们又跟站岗的武警要求，他们当然更是不放行。正在着急的时候，里面出来一位骑车的中年人，我们走上前将他拦下，要求他替我们把信带进去，转给有关部门。他看了一下信的内容和签名的人数后说：“这些人都是签名的吗？”我们说当然是签名，他停了一下说：“那你们等一会。”半小时后他走出来，手里拿着那封信，叫我们在信封上留下联系方式，冰娴就写下了我们的电话和地址。

过了两天律师们写的正规诉状送来了，丁子霖召集大家读了以后觉得很好，有犯罪事实、有法律根据、又有证人证词，符合法律要求，于是就决定再补送一次材料。5月24日上午我和冰娴又来到高检的收发室，说明是为17日的诉状送补充材料的，他们还是不收。当我们多次想拦住出来的人，请他们转送材料时，和上次不一样了，每个人都坚决摇头拒绝。我们知道一定是有了指示，不许传递材料。正在这时有一辆挂着“警卫”牌子的黑色轿车，减速转弯驶向大门。我们想到了古老的方式——拦轿喊冤，于是飞快地奔向汽车。这时门边的武警拦住了我们，那辆车犹豫了一下缓缓驶进大门。不一会，出来一位自称是处长的人，他叫我们和刑侦厅联系，但又不告诉联系电话，其实，这点事难不倒我们，不远处有座电话亭，我们从查号台查到了号码，拨通了刑侦厅。一位男士接的电话，他说：“你现在把材料送到收发室吧，他们会收下了。”果然这次送过去时，收发室的值班员对我们看看，把材料收下来。但我们向他要收条时，他说：不是有联系电话嘛！你们回去等吧。可是我们已经等了十年了，还没有任何消息。什么“依法治国”那只是一句空话。最高人民检察院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御用工具罢了

六四10周年时，万安公墓的难属组织了集体祭奠，顶住压力一直坚持到现在。从那以后，对我的监视次数增加了，同时也对其他的“天安门母亲”实施监控。但这些丝毫影响不了我们的决心，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意志，因为我们心中有母爱、正义和良知。

直到2004年六四15周年的前夕，当局制造了“文化衫事件”，对我们的打压达到顶峰。为了香港同胞寄来的几十件文化衫，将我和黄金平抓进安全局的看守所，对在无锡的丁子霖监视隔离，并竟然给我们冠以“涉嫌煽动颠覆政府罪”的硕大罪名。当局的打压在华人中和国际上引起强烈的抗议，诬陷之词又无法证实，无奈之下才将我们释放。

…………

二十年来，通过群体抗争的一件件事情，我的心灵在痛苦中煎熬、意志在锤炼中坚强、思想在打压中成熟，我和群体一起在抗争中成长。正因为这些年的锻炼、学习和交流，我逐步看清了这个制度才是草菅人命、贪污腐败的根源。只有实行民主、法治，公民的权利得到真正保障时，中国才有前途。所以我签署了《08宪章》，表达了我心中的理念。我们已经艰难的走过了20年，前面的路也许很长、也许更坎坷，也许我看不到正义的阳光，但我仍会无怨无悔地走向前方。

《天安门母亲网站》首发